precarious employment
薪水低、福利少、保障少、高風險的勞動。
如賣場服務員、臨時工、派遣勞工、部份工時者。
失業率五．○三％的背後，有一群被隱藏在統計數字外的工作者。
他們薪水低、福利少、缺乏保障，隨時可能丟掉飯碗。
他們佔了全體勞動人口的近二○％，有將近兩百萬人。
在愈來愈彈性化的勞動市場裡，藍領、白領、社會新鮮人，全都被捲進微薄就業大潮。
政府的救失業政策，救了誰？又能救多久？
新工作年代，個人該如何突圍，累積自己的職場競爭力？
月光照亮了台南縣安定鄉港尾村的廟口，七點半，鼓聲急催，廟前擠滿了拿三叉、長刀、盾牌準備排演宋江陣的三十六將。村民圍繞著，好像這是港尾村許久不見的熱鬧場面。
小小的港尾村只有三千人，平日都是老人或小孩，看著眼前這批難得的壯丁，村長石明宏眼利地觀察，很多年輕人失業從南科、竹科回來了，「以往宋江陣成員是四十歲，現在二、三十歲佔了三分之一強。」（見八四頁）
三十歲的鄭建榮是其中一員，受這波無薪假影響，他決定每晚花三小時到廟前練宋江，兩個月一萬五千元的薪水，他說是打零工順便強身。
沒工作的人想找一份工，有工作的人因為收入嚴重縮水，再找另一份工作。
把鏡頭從鄉村轉到都市。
從桃園通往機場的林口山上，兩旁的荒地近來長出菜苗；許多被南亞科及附近工廠解僱或休假的作業員或工程師，不是試著找第二份工作，就是在路旁挖地種菜。
當全球各國把焦點集中在「救失業」時，台灣政府也努力透過擴大公共支出，試圖把今年失業率壓到四．五％。
但有個更艱鉅的挑戰正考驗著台灣社會，因為從北到南，自都市到鄉村，有為數百萬的勞動者，已經落入「微薄就業」。
彈性卻脆弱的就業市場
依照歐盟的定義，「微薄就業」指的是：收入少、工作狀態或環境不安全、保障不足的勞動。常見的賣場服務員、台北橋下的臨時工、近幾年流行的派遣勞工、以及部份工時者，都是主要的微薄就業者。
台灣究竟有多少微薄就業族群？
如果從主計處的定義來看，每週工時不滿三十五小時者，為微薄就業者；根據統計，二○○七年下半年的平均人數有五十一萬，二○○八年下半年已增加到七十六萬人。（見表一）
但若加上工時正常，但工作條件較無保障的契約工、外包工、派遣勞工，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系助理教授李健鴻指出，根據學界的估計，可能高達一五○到兩百萬人口，約佔全體勞動人口一五％到二○％。
就業環境的彈性化，早在管理學家韓第的《大象與跳蚤》一書中揭示，隨著知識經濟的來臨，未來會有更多SOHO族或自由工作者。
專為大企業進行高階獵人頭服務的奧雅國際職業顧問公司總經理楊士漢也指出，勞動市場的彈性，使人們對工作的選擇更加多元，他們依照自己的體力、腦力、家庭、經濟等狀況，在人生不同階段，尋找符合需求的工作方式。
勞動彈性化的好處的確不少。只是，當全球經濟陷入長期不景氣，工作機會大幅向買方市場傾斜，多數勞工「被迫」選擇進入中低階的勞動彈性市場，成為微薄就業者。
這群中低階的微薄就業者，薪資與福利常被壓縮。
主計處調查，微薄就業者的經常性薪資僅為全職者的四七．六％；其中，佔比重最大的二十五萬兼職工作者中，有四六％沒有勞保。
而這場微薄就業的狂風暴雨，已從藍領吹到白領，數量還在擴大。
桃園國際機場航空站裡，行李寄放員過去原本是機場正職員工，這幾年也因政府外包給派遣公司，使這群行李寄放員的薪水減為約兩萬元。
此外，包括銀行櫃台行員、各行各業二十四小時客服人員、行政秘書等白領工作也大幅外包；有學者估計，部份科學園區廠商將高達一半以上的工作外包，只留下生產線、設計部門、行銷部門、業務部門。
不景氣使工作更加脆弱
事實上，歐美早在過去幾年悄悄展開就業市場的革命，楊士漢表示，主要是企業想壓低營運成本，但這次金融風暴將放大這現象。
由六十家工會會員、兩萬多勞工組成的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飛觀察到的新現象是，企業鼓勵甚至半強迫中高齡勞工優退，優退後再以契約工回聘，等於用一半的價格聘用經驗豐富的員工。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教授成之約預估，這波不景氣將讓企業學會彈性人力「last in, first out」的好處，把此當做因應景氣的籌碼。
不只私部門，公部門也是微薄就業現象的推手。台灣公營事業運用派遣勞工的比例高達四一％。
先進國家已嚐到彈性勞動的甜頭。與台灣鄰近的日韓這幾年派遣風就大行其道。（見八六頁）
一九九七年韓國因應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則為挽救失落的十年，兩國為讓企業求生，政府立法開放短期派遣或外包工作，讓企業容易僱用；兩國的部份工時者佔全體勞動者的比例，日本佔三三％（約一千八百萬人），韓國更高達五五％（約一千兩百萬人）。
台灣面臨高失業的挑戰，政府也開始思考日、韓的作法。經建會副主委單驥就認為，和日韓相比，「台灣失業率快速升高的走向，反應了勞動市場彈性不足的現實。」
「打工國度」的隱憂
當就業市場快速緊縮、當政府搶救短期的失業數字，台灣迎接「打工國度」的到來並非危言聳聽，而這對於個人、社會、國家又有何影響？
在台大醫院家屬等待區一隅，臉頰消瘦、長期因營養不足而齒搖髮禿的鄭卜榮正在這裡上網。
五十七年次、四十歲的鄭卜榮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得多。他有宜蘭農工進修補校的學歷，當過塑膠射出操作員，但民國八十八年工廠外移大陸後，他開始打零工。陸續到幾家營建廠做一天一千元的臨時工，但卻因惡意的派遣公司不按時給薪而離開；之後，他開始做起時薪百元的發傳單工作，或是偶爾做泥水師傅的助理。
每月極度微薄的薪水，讓他租不起房子，他睡過台北車站地下街、教堂、華山藝文中心，搭不起運輸工具只能徒步，在計程車司機休息站找熱水洗澡。他偶爾會到網咖、市立圖書館或台大醫院使用網路，查詢最新的工作資訊，甚至到苦勞網查看工運、學運相關運動，一來支持，二來冀盼能找到些許資源，求得工作。
鄭卜榮隨身帶的行李中有身份證、畢業證書，還有各項徵才資訊和勞委會就服中心開的介紹卡；他說，「真的很想找一份工作，」只是，業主見他骨瘦如柴、年過四十、無特殊技能，很難給他機會。
因全球產業分工、景氣連動而受影響的微薄就業者，很可能像鄭卜榮一樣，身陷「工作貧困階級」（working poor），甚至失業。
兩年前，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製作名為《Working Poor──侵蝕日本的疾病》專輯，描述因全球化景氣連動、產業分工的影響，日本已有四百萬個家庭，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好生活。
如同鄭卜榮從微薄就業者開始，一步步走向社會邊陲，持續地在「短暫就業、失業」中進出，活在極度不安全的狀態；近來在台北車站地下街、各大捷運站口，像鄭卜榮這般的網咖、速食店、車站難民，正快速增加。網路、人潮成為他們與世界不斷鏈的假象。
主計處統計，去年一整年，台灣長期失業者（失業超過一年）從六萬兩千人增為八萬四千人，是十年來成長最快的一年；中長期失業者（失業二十七週以上）也從十三．七萬增為十八．二萬。（見表二）
在文化大學助理教授李健鴻的訪談研究中，甚至看到為數不少失業四年以上的超長期失業者。
「長期失業已在發生，這是政府與輿論最忽略的，」李健鴻預期，政府若不再快速調整產業結構，將有愈來愈多人在勞動市場中被邊陲化。
這群人最有可能跌落貧窮線，成為社會邊緣人。
根據工運界的計算，勞工每人養活家庭應有的最低生活費為二三八七○元；而主計處去年的人力運用調查統計顯示，每月薪資兩萬元以下的人有一一三萬八千人。未來一年，隨著失業率暴增，預測將有更多人掉落貧窮線下。
打工維生、逃避就業的怯志青年
除了中高齡勞工，另一個受微薄就業更大衝擊的族群，就是二十到三十歲的年輕人。
二十七歲的黃靖文是台中技術學院插大東吳社工系的畢業生。在出社會的兩年間，她短暫做過五個月的全職社工，後因社福單位營運不佳而被停聘；她投遞了數十封履歷，最後只得到漢堡店做時薪工，但一個月七千元的生活不但讓她無法專注找正職，更讓生活拉警報。
「我沒有預期會失業一年，原來還有信心，到後來卻愈來愈沒把握可以做哪些事；面試開始會恐懼與害怕，幾次面試都沒被僱用，有些面試官甚至對我說，妳看起來沒自信，別人怎麼把工作交給妳？」靖文坦誠就業的不順遂消磨她的志氣，她還在思考是否要考研究所迴避失業，或堅持在就業市場裡掙扎。
台灣目前各年齡的失業者中，以年輕人的失業率最高（見表三），且持續飆高中。
為青年爭取勞動權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行委員陳柏謙指出，現在企業徵才都要求一到三年工作經驗，要已訓練好的人；沒經驗的畢業生求職不順就回到學校唸書，但這只是遲延競爭的到來。
李健鴻以「YO-YO族」形容這代年輕人。他指出，過去年輕人的生涯發展是從youth（青年）進入adult（成人），但現在畢業生短期進入勞動市場後，又回歸校園或進修，像是生涯的復歸，從youth重回youth階段，他們不視自己為社會上的成年人。
「YO-YO族的形成顯示台灣年輕人的怯志，」李健鴻擔憂地指出。
長期處於短暫就業的不確定，讓年輕人不敢長大、不敢婚育；在歐洲，怯志的年輕人已挑戰社會的穩定性。
例如去年底，希臘首都雅典街頭聚集數千名年輕人上街，他們號召要將反抗運動蔓延全歐洲，原因就是長期的經濟表現不佳，年輕人無所適從。
失業青年衝擊社會穩定
法國年輕人更是從二○○五年起陸續多次癱瘓巴黎；年輕人的高失業還促使法國左翼的新反資本主義黨（ＮＰＡ）興起，該黨領導人是三十四歲，郵差出身，有「紅色郵差」稱號的貝讚司諾（Olivier Besancenot），他擁有強大的年輕人支持，被視為法國未來的政治領袖。
政務委員張進福談到台灣年輕人失業，他仰頭深思道，「我們擔心工作的機會不多，太多的年輕人沒工作就失志了、放棄了，有些家庭撐得起，有些撐不起。」
年輕人怯志已讓大學出現兩股現象：一種是過去幾年常見的延畢潮，躲避失業或低薪；而另一種則認為學歷無用，休學賺生活費。根據教育部統計，過去四年大學生休退學比例從九％增為一一．五％。（見表四）
面對力道之大、速度之快的微薄就業時代的來臨，究竟個人和國家該如何面對？
對個人來說，未來幾年的就業市場，會如同勞委會主委王如玄接受專訪時所說，當勞工從終身僱用變成彈性勞工或派遣員工滿街走，個人和國家都像在「走鋼索」。
日本：上班族的滅絕危機
鄰國日本其實比台灣更早經歷「微薄就業」的困境，日本經歷十多年的衰退，雖然政府的對策不見得成功，但企業界與工作者對此已有深刻的省思。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不久前以「所有的上班族都處在滅絕的危機之中」的強烈語氣，提醒工作者要重新思考在學校所學的職能、技能有多少的安定性？
過去二十年，日本從世界舞台的主角漸漸淡出；大前表示，現在日本五十歲的這一代，踏著經濟高度成長的浪潮起飛，即使遭遇目前惡劣的環境，也可以領著超出自己能力配得的薪水，退休金也不成問題，是最後一批能在災難中全身而退的日本人。
但相較之下，目前四十歲以下的世代是受到最無情的打擊，而這群人在成長過程中卻無危機意識，未養成思考和突破的習慣。
台灣正要走上日本已痛苦學習的經濟衰退之路，日本人長期抗拒改變，造成國力不振，我們能怎麼記取教訓？
大前告訴全球的工作者，當活在國家只會思考「預算不夠就增加稅收」、企業「儘量壓榨員工」的時代，個人只能練習「荒野求生術」；最重要的是成為一位知性生產的人，培養語言、財務、問題解決等一整套專業的能力。
要持續創造被利用的價值
破斧沈舟地學習，才可能在這條就業鋼索上走得穩。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副教授劉孟奇則提出「職涯專案化」的概念，他強調要適應工作是一個個專案，有開始有結束，處於流動的狀態。
他進一步指出，每一個專案都是多種能力的組合，求職者必須累積不同的能力，不論是否在同一間公司，得有從Ａ專案轉進Ｂ專案的能力。
能在職場上勝出的，經常是持續累積個人能力的工作者。
吳采樺是全家便利店的品牌企劃專員，走入薪水不高的服務業，常讓她成為研究所同學嘲笑的對象。但她有明確目標，想進企業公關體系。
兩年前，她面試全家的公關部，但主試者開出投資人關係專員的缺，並當場講出一段與營運相關的中文，要她翻譯。雖然表現尚可，她勇於嘗試的態度讓她贏得入場券。
自此，她開始找一對一家教進修英文，更開始負責品牌專案業務；她的主管經理林翠娟認為，一位研究所畢業的基礎專員願意從頭學起，多方試鍊，很值得信任。
產業變動激烈，勞動者處理的業務內容也不斷在改變；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對年輕人的建議是，「要繼續創造被利用的價值。」
只是，在這波景氣性，甚至是結構性的全球失業潮中，透過價值觀的調整得以生存的仍是少數；多數微薄就業者正在等待國家提供長期穩定的就業環境。
二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民進黨與台聯召開的國是會議，討論主題就是「失業」。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拉高分貝提醒，「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失業及隱藏性失業，這已像火藥庫一觸即發。」
面對微薄就業年代，政府不應袖手旁觀
政府從去年十一月至今推出林林總總的就業方案，多半是短期救急方案，能否解決台灣勞工面對的長期失業困境？如何解決？（見九二頁）
不只是長期失業的挑戰，愈來愈多進入低薪、不安全的微薄就業市場的勞動者，是失業數字看不到的弱勢族群。
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毛振飛表示，台灣的勞動檢查率，僅有一成，而工會組織率僅擴及二○％的勞工。政府能否提供最後一道的法律防線的保障，也是未來的考驗。
彈性就業年代，人們如何能享受彈性化的工作，卻又不落入微薄化的薪資與惡劣的就業環境，必須有新思維、新政策，才能面對山雨欲來的險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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